段永朝：360大战腾讯QQ 一丘之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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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段永朝/文

　　此番周（鸿祎）、马（化腾）大战，历经月余，高潮迭起，狠手频出。

　　10月29日，我正在中关村参加互联网实验室组织的“互联网用户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”的研讨会。这一天，按网友盘点，是周马大战的第四回合。

　　“月战”回顾

　　奇虎360最新的着法，是发布一款称作“扣扣保镖”的产品，据测试过的网友介绍，该软件除了对QQ做全面安检，让用户可以自主选择禁用、清理大量QQ插件功能之外，还能自主选择屏蔽QQ 广告。

　　按有心人的观战记录，从高调宣布360个人隐私保护器，到奇虎360扣扣保镖，历时1个多月的周马大战，此番已经进展到了第四回合。前三个回合分别是——

　　第一回合，9月27日，周鸿祎的奇虎360安全卫士发布360个人安全隐私保护器，目标直指腾讯QQ；腾讯在科技频道发布《360浏览器涉嫌借色情网站推广遭公安立案调查》一文，对此进行反击。随后，360也发布了一则公告，阐明开发360隐私保护器的原因以及技术原理。

　　第二回合，10月14日，腾讯正式起诉奇虎360称其不正当竞争，360随即提出反诉。

　　第三回合，金山、百度、腾讯等多家中国互联网的大佬企业共同发布了反对360不正当竞争以及加强行业自律的联合声明，一起把矛头指向了免费杀毒软件的提供商360。不过，业界观察人士旋即指出，这些大佬企业或者是腾讯军团的嫡系，或者与腾讯有深厚的合作关系。

　　新浪微博上的舆论倾向，以及搜狐IT频道的实时调查，均显示此番周马斗法，360似乎技高一筹、腾讯则陷入被动局面。

　　三种观点 共同疑虑

　　声浪日高的周马大战，引来围观无数。坊间观点或可归纳为以下三种：

　　一种是所谓“狗咬狗”观点：即便周鸿祎在发布奇虎360后，信誓旦旦言必称“坚定站在用户一边”，维护用户隐私不受侵犯。但其早年通过3721赢得的“流氓软件之父”的恶名，仍然让普通网民心有余悸。有微博网友认为，这无非是“狗咬狗式”的争斗，哪个都不是什么“好鸟”。

　　另一种是所谓“平衡派”观点：按腾讯官方数据，QQ已坐大到10亿用户规模，如此庞然大物令人对QQ蕴含的巨大能量，充满忧虑。此番360向QQ侵害隐私宣战，而且“真实地”挖出大量QQ扫描硬盘的铁证，令人惊讶之余，后脊梁不由得冒出一股凉气——不过，多少“平衡下QQ一支独大”，未尝不是好事。

　　再一种则是“嬉笑怒骂”观点：微博疯传的网友“天才小熊猫”制作的Flash“右下角的战争”，已经推出了“第二季”，将用户桌面右下角处的应用软件图标QQ、360、金山、百度、可牛等悉数调侃一把，让众乡亲在冷眼观看各路人马在桌面弹出各色“论战小窗”之余，不由得慨叹：这桌面真的是谁想来就能来，谁想干嘛就干嘛啊！

　　然而，此番周马大战的诡异之处却不止是“技术的热闹”，更在于“道德的缺席”。

　　以上三类观点所折射出网民的共同心态，表面上在于“看热闹”；书籍上共同的焦点，瞄准的是无所不在的“隐私保护”；而在此基础上的共同担忧，则是超越了商业利益的更大范围的疑虑——“谁能保护我们的隐私？”

　　道德缺席……

　　周马大战虽然热闹非凡、议论纷纷，但仔细观察不难辨认出此番论战“道德缺席”的症状非常明显。

　　这场热闹的争战，表面上看谁都能说上一番，谁都能真切地感受到“隐私受到侵害”意味着什么，谁都能毫不犹豫地列举在填表、办事、上网的过程中，我们有大量的“个人信息”被轻易地转手倒卖、牟取利益；或者我们的“隐私”被轻而易举地扫描、窥视、分析、下载、上传。

　　在商家左拼右杀的跕板上，网民不过是任人宰割的“鱼肉”。“损伤更兼屈辱”，网民们谈论、思考、交流乱象丛生的恶战，每每无法找到声言力辩的强力支撑——“道德”已经成为商家争相装扮的“金缕衣”。

　　网民可以说出一大堆自己的“意见”，也可以乐观360、QQ你来我往地恶斗；网民更希望有所谓“第三方的”、“权威的”、“法律界的专业人士”站出来，为他们条分缕析、甄别善恶、惩处“不法”之徒，享有安宁的网络生活，不必担心自己的“账号被泄露”，更不必担心自己的“隐私遭窃听”。

　　然而，大家注意到，不但专业人士、权威人士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缺席了；而且围绕“道德”的思考，也一直处于“义愤”阶段。当舆论的指向，更多地寄希望于“诉诸法律”，即奇虎和腾讯对簿公堂；或者受侵害网民对某个可能的侵害方提出集体诉讼的时候，其实更大的危险正在迫近——在关于道德的独立思考“缺席”的境况下，“隐私”到底是什么？以及互联网上的“隐私”到底如何保护？在争战各方纷纷攫取“道德”的护身法衣，高举“保护隐私”旗帜的时候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？“道德判断”将会在未来的商业争执中演化为什么？殊难逆料。

　　周马大战的“死扣”

　　周马大战的主战场，在所谓“隐私”。双方均以“保护用户隐私”为旗号。马方所言可谓“互联网之惯例”。多年以来，互联网各类服务商，向用户提供着门类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，比如邮件、论坛、电子商务交易、个人空间、即时通讯、软件下载、个人网站等等，无一例外地采用所为“隐私条款”，虽表述不一，但着重涵有以下内容：

　　承诺条款，即对隐私保护、不泄露用户隐私的承诺；例外条款，如用于分析用户特征、行为、踪迹之类用途的数据采集和利用；免责条款，如不能因遭受攻击、木马等，或者遭受地震、飓风、洪水等因素带来的数据丢失、毁损等，为用户隐私泄露遭致的损失。

　　此类隐私保护条款，至少在两个地方可能令隐私保护陷入“死扣”。其一，是“隐私”到底是什么？其二，谁有权利查看你的“隐私”？这两个问题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。

　　“隐私”到底是什么？或者说“隐私”的边界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。虽然法律工作者、社会学家都可以罗列出隐私的一些要素，比如“个体不愿意披露的私密信息”等，都逃不脱两个质疑：妨害公共利益、涉及公共领域的信息，可能以隐私的名义藏匿起来；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以保护隐私为名，侵犯隐私。

　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，可谓见仁见智。“隐私”的问题需要说，且需要深入地说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法律形式予以调整和规制。但是，“隐私”的问题有多难，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探讨。

　　“隐私”问题之所以形成“论战死循环”，其诡异之处正在于此：这是一个“有很大难度”的问题，甚至可能是一个悖论。

　　“看见”与“看见之后”

　　1983 年11月，在一次国际计算机安全学术会议上，美国学者科恩第一次明确提出计算机病毒的概念。科恩发现，某些计算机程序代码具有的自我复制、自我繁衍、攻击性、寄生性等特点，让这类计算机程序具备了“生物病毒”的特征。但是，如何判定这种特殊的“计算机程序”属于“病毒”，让学者陷入困境。

　　科恩发现，仅仅凭借所谓“特征识别”，其实无法判定某个计算机程序“是否一定是病毒”。从简单的机理上说，对某个程序进行“病毒判定”，首先要对其进行“探查”，即通过扫描其某些特殊的代码段，来断定其是否具备病毒的某些显性特征。

　　但是，即便发现某个程序具备“特征代码段”，只要其没有“破坏性行为”，最终仍然无法断言这是一个计算机“病毒”。

　　这种窘境，可以用“抓贼”来形容：如果不能人赃俱获，是无法断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了“扒窃行为”——假如你必须把手伸进他的口袋，才能断定是否有扒窃的话，那“伸手”这个动作本身就需要质疑。

　　借鉴“病毒判定”的思路，可以看到“隐私侵权”问题的复杂性。从技术上来说，一段计算机代码具备扫描、识别、记录用户某些信息（这里面可能包含隐私信息）的行为，需要区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它“看”了没有；第二阶段，它“看到”了什么；第三阶段，它“看完以后”又做了什么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说，针对用户信息（先不论其是否为“隐私”），某些计算机程序的确能“看到”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其实我们的很多注册、登陆，甚至在线聊天记录、交易记录，都是能够被“计算机程序”所“看到”的。某些程序“看”了你的信息，可能为进一步向用户提供所谓个性化服务（例如定制、订阅），有很大的好处。有些程序“看”了你的信息，这些信息是否属于用户的“隐私信息”，又可能取决于“隐私”的自我感受和衡量尺度。

　　当然，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无论“看了没有”和“看到什么”，与第三阶段“看到之后做了什么”，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　　无法克制的“窥视欲”

　　通过计算机程序能够“看到”用户的信息，并且能够看到“隐私”信息，这在技术上可以说没有太大的门槛——除非用户采用极其昂贵的加密技术，并且对其系统边界设置极高的限制级别。对那些特别敏感和在乎的信息，用户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的防范措施，可能是“脱离系统”。但即便如此，用户依然无法确知自己的信息是否暴露在其他窥视手段的注视之下。

　　但是，与其说“计算机看到了什么”，不如说“操控计算机的看不见的手，试图看到什么”。如此冗长的铺垫，只为说明这样一件事：靠计算机程序判定“隐私”是否得到保护，其实是一件荒唐的事情。

　　那些允诺“隐私协议”的商家，时刻需要克制自己的冲动，把注册用户的信息拿来贩卖给有需求的第三方。事实证明，他们在道义上缺乏这样的激励，在经济生活中，也无法克制如此的冲动（无论是有组织的，还是个人行为）——包括电子银行、全球连锁商店、电子交易网站、物流企业，以及林林总总的各色企业。

　　这些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，使得他们必须在吸引客户眼球、挖掘客户需求、跟踪客户行为方面，比竞争对手做的更多、做的更深、走得更远。

　　从商人的本性来说，他们根本无法拒绝这种诱惑：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版图扩张、用户争夺、市场厮杀的目的。他们知道计算机程序只是手段，他们缺乏的是“道义的光环”。

　　于是，“保护隐私”便成为打动用户最好的借口。

　　高科技手段的道德困境

　　周马大战其实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拷问着高技术环境下的道德困境。波兰学者鲍曼在《生活在碎片中：后现代道德》一书中指出，建立在“现代性”基础上的道德，仰仗着数理逻辑思维的缜密和理性光芒的普适真理，或许可以建立起宪法制度、共和制、经济法则，但却无法建立普遍的、共同认可的道德价值。他说，“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；道德的必要性，道德的意义，也是不能被描述和进行逻辑推理的。”

　　电脑和互联网背后的高科技逻辑，并不能为商家的任何动机做出“道德背书”，任何计算机程序代码，理论上都可以是“善”的，也可以是“恶”的，这不取决于编写和运行这个软件的商家如何解释，而取决于它实际上做了什么。在道德问题上，他们可以允诺，但无法确证。

　　借着“科学的光环”，商人们极力为自己涂抹着各式各样的“道德责任感”，但实际上却每每服从于其更加隐秘的商业利益，掩盖着其无法遏制的商业动机。

　　从促进和深化思考的角度说，360和QQ的周马大战，或者说乱战，是一件好事。这件“好事”将把技术对道德的“绑架”摆在了显微镜下，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交叉渗透，演化为日益迫切的“结构性变革”的需求，进而推动互联网生态文明的构建。

　　这种“结构性变革”，一方面将正视“开放世界”带来的利益冲突、隐私侵害，避免“关起门来”的种种企图；另一方面将揭露“技术绑架道德”的种种图谋，拒绝“让保护隐私成为侵害隐私”的更可怕的借口。

　　在围绕“隐私”的博弈中，周马大战的双方实际上共属于同一类利益群体，即便将会有更多的利益群体介乎其中，假如他依然将“道德评判的瞄准器”，交付给、或者依托于“高技术手段”，并试图以此标榜所谓“客观与公正”，那么，网众可以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：他们都是一丘之貉。

　　段永朝为ZiffDavis媒体集团（中国）战略发展研究主任

责任编辑：之涵